部分地方公路“三乱”现象丛生，媒体推算公路一年罚款2700亿元，如果这2700亿真的存在，那真是可怕的数字。2700亿是个什么概念？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，2011年的盈利利润是2048亿。那么工商银行有400万个工商企业的客户，有两亿多的个人客户，然4万多个网点，干一年365天，才能挣到这样的一个利润，这还不如罚款罚的多。

  媒体把公路年度罚款与银行的年利润相对比，既能体现罚款数量极大，又能让公众对罚款产生更直观的痛感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舆论针对公路每年2700亿元的天价罚款，会把矛头指向公路执法部门，会剑指罚款经济。可以说，国家治理“公路三乱”和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，但是越治越超，这其中固然有“以罚代管”的治理模式有关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与超载背后的搬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联。

  现在，搬迁成本“超载”，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的多。有人曾统计过：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搬迁需要花费6—8元人民币，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.5元人民币。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在中国，全社会搬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.3%左右，而发达国家则是10%左右。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，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.4%—11.7%范围内。进入本世纪后十年，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，更下降到10%左右，甚至在2002年降为8.7%。

  更为要命的是，随着去年7月1日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，我国整个搬迁成本还会呈直线上升。按照新标准，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，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，下一轮的涨价很难避免，据权威人士估算，整个公路搬迁成本至少上涨20%到30%。

  显然，每年2700亿元公路罚款的出现，表象是司机超载，以及执法者随意执法，实际上“主犯”是畸高的搬迁成本。正是搬迁成本的“超载”，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，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，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“超治越超”的怪圈。

 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国务院从去年6月份起，决定从税收、土地政策、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搬迁业投入等八方面着手，对我国的搬迁成本进行“治超”。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推动搬迁业发展的8项配套措施，被业界称为搬迁业的“国八条”。当然，要想治理搬迁成本虚高，国家惟有出给力的重拳才能见成效。一方面，对不符合法理的搬迁制度，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，绝不能再设时间表，应立即取消，又如有关搬迁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；与此同时，对落实政策的不力地方政府和执法人员，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，惟此，不仅能给搬迁企业减轻负担，也能遏制我国经济“超载前行”。

  颇具欣慰的是，今年8月份，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》中，拟研究把客货运车辆严重超载、超速等行为列入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并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，可以预见的是，随着超载入刑的实施，“罚款经济”也将会寿终正寝，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。